人就像上帝那样，可以对人工智能进行完全的界定和把握。

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至于二者谁为主、谁为辅，分别以何种方式加以规制，并不能随心所欲，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界限。

这种语言上的模糊性，一方面增强了其弹性和灵活性，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审查的难度。这是一种对二者联系的静态分析，要把握二者之间的联系还要从动态角度切入。2.党内法规的调整半径与调整机制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然要涵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因此党内法规绝不仅仅是规定‘党内的事，相当一部分要规定‘党的事。（三）党政联合发文具有双重属性 党政联合发文的做法由来已久，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议。108部中央党内法规，内容上囊括了党内法规体系的全部板块：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调整的对象涵盖了党的各级组织、普通党员及领导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农村基层干部等，调整的事项涵盖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党对经济工作、法治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等的领导，等等。

关于与政党有关的国家法律对党内法规的要求，有学者用其上其中其下来加以概括：其上，指的是国家法律可以规范政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解决党内矛盾，要以党章为根本规则。劳动背后的自然禀赋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

[57]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第2版。每个人的劳动能力不同，即便劳动收入相同，但家庭状况不同，同等的收入也会导致生活状况的明显不同，而法律理论则以同质性的公民、当事人概念来统一界定，这种同质性预设下的形式化权利必然会带来现实中的实质不平等。[68] 如果说劳动收入差异不会太大，非劳动收入所产生的差异该如何对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有制企业、外资企业快速发展，与这些生产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也进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实质平等之诉求和制度，为后面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

进入 邵六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 政法逻辑 新时代 。[77]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第29-30页。

[76]袁家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日报》2021年7月19日，第1版。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38]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参见巩献田：《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经济管理文摘》2006年第8期，第13-16页。

从新千年开始，国家已经有意识地实现分配政策上的调整，以更好地助力共同富裕。[3]李忠夏教授通过分析合理利用的规范含义以解析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结构。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70]江泽民：《认真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1989年6月16日）》，载《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2004年修正后的《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67]改革开放后发展生产力之所以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

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3]韩大元：《中国宪法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结构》，《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5-26页。

[16]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7页。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共同富裕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一个国际问题。当收入的差异被资本化，势必加剧贫富分化的程度，未来需要在制度上避免先富者的收入过渡资本化。[56]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代际问题，如他在2018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道：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48]十七大报告将公平正义作为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任务，进一步明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3] 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应该做到真正的平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理论上社会主义应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实现。

这种平等需要消灭财产的私人占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否则法律、权利只会沦为被奉为法律的这个阶级的意志而已。[72]覃成林、杨霞：《先富地区带动了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吗》，《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0期，第46页。

只有渡过这一阶段才有可能改变这一政策。（一）共同富裕的法律资源 我们对宪法资源的理解，既要从宪法条文出发，分析共同富裕的宪法规范内涵，也要关注我国不成文宪法之中的重要资源。

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第2款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正是在中立客观的理由下，传统上公法的再分配功能被质疑、被限定，进而公法与私法一道共同守卫形式主义的保守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3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33]如何缓解、消除两极分化？不少观点认为应该以法律手段来保障共同富裕。[51]十九大报告提出鼓励勤劳守法致富，并多次提及共同富裕。

[46]胡玉鸿：《法律如何面对弱者》，《政法论丛》2021年第1期，第27页。[60]实际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完整论述，构成了国家与人民之间附条件的公法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比较清晰的：一方面，国家会提供各种政策上的便利，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的这部分人还享受了国家鼓励的政策优待。

[54]就本文所关注的共同富裕问题而言，在宪法中除了社会主义表述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资源，如《宪法》序言第七段所规定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通过这样表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将中国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视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将改革开放前后接续起来，从而将新中国所确定的实质平等诉求纳入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保证共同富裕的重要宪法资源。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1999年修宪的时候进入到《宪法》序言第七段，成为国家根本任务。

当然，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基本上还是温和的不平等，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近乎极端。[35]当然，这一形式主义的浪潮被包装为非政治性的、中立无私的普通法的智识体系，塑造出自身法律推理像数学一样的必然性的科学形象。[5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欧美强国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就积极在外开拓殖民地，借助各种方式获取了国家现代化的第一桶金，从而进入到现代化之中。

[61]这种对公法契约的理解并不鲜见，如强世功教授在研究中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理解为中央与香港人缔结社会契约，由此能够释放出超越法条的理论力量。[30]邵六益：《行政诉讼重心转移及其政法逻辑》，《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110-112页。

张文显教授也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既需要法治助力和保障，反过来也会推动法治的变革与进步。[5]常安：《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65）》，《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第111-132页。

[67]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1978年3月2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当然，对共同富裕的理解需要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20世纪的整个现代化历程中，而不应仅仅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去解读。